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困境及对策材料3篇 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困境及对策材料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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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xx县法院加强审判监督工作，认真接受检察监督，正确处理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和确保司法公正的关系，对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公正审理，确保该类案件再审审理成为最终纠正错误，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现笔者结合我院三年来的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审理情况，对此类案件谈一些看法。
一、2005年至2007年审理民事抗诉案件情况
2005至
2007年，我院共受理民事抗诉案件13件，审结13件，审结率100%。从结案方式看：改判（包括部分改判）2件，占到民事抗诉再审案件15%；维持原判7件，为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54%；调解结案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终结诉讼2件（其中因当事人双方和解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撤回申诉1件，因向检察院申诉的一方当事人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因管辖权异议移送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从民事抗诉案件案由来看，借款合同纠纷4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3%；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合伙纠纷（合伙协议纠纷1件，合伙纠纷1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1件，一般买卖合同1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不当得利纠纷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夫妻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
二、民事抗诉案件再审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所有案件严格按照再审程序审理，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有的案件对法院所认定的事实、证据及责任划分均无异议，只是对法律适用或对法律适用的理解不同。这类案件很简单就是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仍然要严格按照再审程序进行开庭审理，使简单问题复杂化，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2、检察机关为申请抗诉人调查取证获得的证据作为证据使用，导致再审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公平。审判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办案规则》的规定帮助申诉人调查收集证据，破坏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从检察监督演变成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代言人，有损司法公平公正。
3、检察机关抗诉案件不收诉讼费用，导致有些当事人因规避上诉费用和再审诉讼费用请求抗诉的案件增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九条就审判监督案件收费问题规定了以下2种例外情形：
（一）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
（二）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裁定未提出上诉，第一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1999年）亦做了类似规定。据此检察机关的抗诉再审案件是不收取诉讼费用的。因此有些当事人为规避交纳诉讼费用，不在法定期限提起上诉，也不直接向法院申诉，而是选择申请检察机关抗诉，导致近年民事抗诉案件不断增多，这变相助长了有些当事人规避费用，增加了办案经费压力，影响再审案件正常审理。
4、当事人变相地利用检察权、审判权拖延或逃避执行。《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检察机关一旦提起抗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再审，其产生的直接法律后果有两个：一是裁定再审；二是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有些当事人正是看中这一点，纠缠原审判决中一些枝枝节节，甚至是可以用裁定补正的笔误，请求检察机关抗诉，更有甚者，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干脆下落不明，或明知对方当事人无法查找而故意申诉请求抗诉，给再审顺利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案件无法及时结案，以达到拖延执行或逃避执行的目的，如我院审理的陈焕师、丁明霞与陈钱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案件再审中，向检察院申诉的原审被告陈钱裕经多次传唤均不到庭，致使送达诉讼法律文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再如我庭审理的郑州中院科技饲料公司与刘怀玉、张凤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为查找原审原告郑州中祥科技饲料公司，我们先后采用了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等多种方式均未成功送达，因此被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后该案以维持原审判决审结，但该案的执行被拖延了一年。
三、解决问题的几点对策
1、严格限制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维护法院裁判结果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当事人不上诉的案件表明当事人已经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执行完毕和执行和解的案件表明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作了最后的处分，因此，对当事人不上诉的案件及执行完毕或执行和解的案件应明确规定不属于民事抗诉范围。同时，应当限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检察机关对申请抗诉的案件，决定是否提出抗诉应根据申诉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和依照法律规定，而不能为了提高抗诉成功率而以“代言人”身份帮助申诉人调查取证，破坏双方当事人诉讼平等地位。
2、民
事抗诉再审案件应区分不同情况，实行“书面审”和“开庭审”双轨制。对事实证据无异议的再审案件，申诉人、检察机关对法院认定的事实、证据及责任划分并无异议，仅因为法律适用或对法律适用理解不同而抗诉的案件，实行“书面审”，既回避了由于开庭审理多次查找原审当事人带来的 “送达难”导致司法资源浪费的问题，又提高了审判效率。
3、针对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部分当事人为拖延或逃避执行的问题有两个解决途径：一是检察机关在提出抗诉前，做好二项准备工作进行防范，第一要求申诉人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及对方当事人的确切地址；第二是对于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参照诉前财产保全要求申诉人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二是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时，人民法院不是一味地在裁定再审时，附加中止原审判决的执行，而应分清情况，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后继续执行，以维护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 赖紫宁]——(2000-6-1)/ 已阅8160次
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赖紫宁 罗杜芳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再审。但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有关检察监督的问题规定得不够明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检察院和法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许多不一致的认识，造成检法两家在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范围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对哪些民事案件可以提起抗诉?在实践中，检法两家争论很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的规定，检察院的抗诉对象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但这一规定也未明确检察院抗诉的范围是及于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所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还是仅限于在某些程序中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检察院是否对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的10种裁定均有权提起抗诉?民事诉讼法规定也不明确。
对这些法律规定的模糊界域，检察机关与法院产生了彼此相左的认识。一些检察机关认为，民事案件抗诉监督的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全部裁定。基于此认识，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而且对法院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中所做出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驳回起诉的裁定提出抗诉，而且对先于执行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甚至还对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财产保全裁定也提出抗诉。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规定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是事后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既不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启动审判程序，也不能通过参加诉讼对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等到诉讼结束，即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这说明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受到时间和程序的双重限制。前一限制表明检察机关不得单独对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所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诉前保全、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如认为这些裁定错误，只能等到一审或二审判决生效后，才能在对判决抗诉时一并提出。后一重限制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当错误裁判落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范围，才可以适用这一程序进行再审，检察机关在此时才能够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将审判监督程序排在第二编审判程序中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之后，这一排列表明审判监督程序是专门用来纠正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已生效的错误裁判的。依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不发生再审问题，依公示催告程序、督促程序作出的裁判，也无再审的必要，依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作出的裁判，依法也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执行程序是为强制实现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设立的程序，因此，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包括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等都不属于抗诉的范围。
另外，对于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等人身关系的案件，因这类案件与公民的人身权密切相关。在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后，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另行
结婚。因此这类案件依其性质也是不宜再审的。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因此，人民法院关于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也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
二、关于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法院的审级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但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哪级人民法院抗诉，由哪级人民法院再审，民诉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此问题上，检察院与法院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检察院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1而同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则几乎一律将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案件交给作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笔者认为，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上级法院原则上交给下级法院再审，在认为必要时才由自己进行再审是合理和恰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申诉，实行分级负责的原则。对申诉人的申诉，一般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审查处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提起抗诉，其来源也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诉。对于这种申诉案件的再审，也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一般应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处理。而且，民事抗诉不同于刑事抗诉，它体现的是一种事后监督。对这种“事后监督”案件的再审应当体现民事诉讼的“两便”原则，即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再审审判。由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对案情比较熟识，审理起来比较方便。因此，由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如果抗诉案件都由上级检察院的同级法院再审，同级法院还要办理调卷等手续，人为地增加了不必要的办案时间。而且，由于同级法院的审判任务繁重，将全部民事抗诉案件都集中在同级法院审理，同级法院也将面临着难于承受的沉重负担，操作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对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再审，原则上应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进行。即原来是一审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原一审法院提出抗诉，原来是二审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原第二审法院提出抗诉。检察院坚持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的，上一级法院可以收下，收下之后，认为不需要本院审理的，可交由作出原生效裁判的法院审理。但是，强调抗诉案件原则上由下级法院处理，并非一律都交由下级法院再审。不加区别地将所有抗诉案件转下一级法院再审的方法也是不恰当的。有些抗诉案件应由上一级法院(即同级法院)直接再审。至于哪几类案件应由上一级法院直接再审，可由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下列几类案件可考虑由上一级法院直接再审：
1下级法院已再审或已经过复查驳回申诉的案件；2案情复杂，证据材料审查判断存在疑难的案件；3适用法律尚无定论的新型案件；4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具有典型性的案件；5下级法院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做出裁判的案件；6下级法院因地方保护而作出错误裁判的案件。除这几类之外的案件都可以交由下级法院再审。
三、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再审程序
由于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的程序未作具体规定，因此两院在许多具体的程序问题上也产生不一致的看法。
(一)抗诉人在庭审中的地位和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要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检察人员在庭审中的地位如何，法律没有规定。检察院认为，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应当有权发表除抗诉意见以外的其他意见，有权提问等等。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理由如下：
1这是由检察监督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由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是基于法律监督提出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再审案件时，抗诉人的地位既不同于进行审判的审判人员，也不同于再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而是处于特殊的地位。为此，人民法院在再审开庭时，可在审判席右下侧设抗诉人席。在审判长宣布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后，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可以宣读抗诉书。至于开庭审理时的其他程序活动，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规定，原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第一审程序进行，原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第二审程序进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在再审庭审过程中，不能再发表意见。2这是由民事诉讼的私法性质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诉讼主体之间的平等性，是民事诉讼区别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一个本质特征。民事诉讼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而检察院则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关，如果检察院在庭审过程中支持一方发表意见，则破坏了这种诉讼主体间的平等性，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原则规定的。
3这是由法律规定检察监督的“事后”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这种监督就是在案件处理完后，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而无权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过程实行监督。因此，即使人民法院再审的庭审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检察院也只能在案件审结后再以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实行监督。出席庭审的检察员在再审庭审过程中要求发表其他方面的意见，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二)检察院在法院裁定再审后撤回抗诉
对于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裁定再审，案件即进入再审程序。在这个阶段，检察院能否撤回抗诉?笔者认为，检察院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有权撤回抗诉。
检察院的抗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随意性。但鉴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是根据检察院的抗诉作出的，检察院有权提出抗诉，当然也可以申请撤回抗诉。但申请撤回抗诉并非是毫无条件的。笔者认为，检察院撤回抗诉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撤回抗诉应当采用书面申请的形式提出。因为抗诉是用书面的形式作出的，撤回抗诉也同样应采用书面的方式，口头、电话、自动退出法庭等非书面方式均不产生撤回抗诉的法律效力。2申请撤回抗诉应当在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前提出。再审开庭审理后，人民法院已对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此时人民检察院再申请撤回抗诉是不恰当的。3申请撤回抗诉应当经人民法院同意。因为检察院抗诉后，人民法院已开始对案件进行再审。在进入再审程序后，又申请撤回抗诉，依法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如果法院认为不能撤回抗诉，而检察院坚持要撤回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准许，并依法继续审理，作出再审判决。但如果经过审查，人民法院认为检察院的撤回抗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可准予撤回抗诉的，应当制作裁定书，裁定准予撤回抗诉，恢复对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在检察院撤回抗诉后，如果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原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行提起再审程序。
(三)再审裁判文书的制作
判决书、裁定书的制作应当反映审判的客观真实情况。因此，人民法院对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案件作出判决、裁定时，法律文书的首部应当列明抗诉机关，同时可根据当事人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列明当事人。在判决书、裁定书中还应当写明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并写明案件因检察院抗诉而进行再审的情况。再审判决书、裁定书应当根据再审认定的事实作出，认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认为原判决、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驳回检察院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四、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再审调解及发回重审
由于民事诉讼法未对再审的结案方式问题作出规定，因此，民事抗诉再审案件除了按原
判决、裁定的形式进行判决、裁定外，能否用调解、裁定发回重审的方式结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一)对抗诉的再审案件应当可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关于抗诉的再审案件能否进行调解的问题，检察院的否定意见认为，允许调解结案是对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排斥，因为调解结案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使检察机关无权对调解结果实行监督，而且调解结案也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2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是失之偏颇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抗诉的再审案件也同样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1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同样适用于再审程序。因检察院抗诉而提起再审，与因当事人申请或人民法院依职权而提起再审，除了提起再审的渠道有区别以外，再审的程序是相同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不管是按照第一审程序还是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对案件进行调解。2民事诉讼的私法性质，也决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对案件进行调解。民事诉讼属于私法的范畴，它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依法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放弃其所拥有的实体权利，如果当事人在再审过程中表示愿意放弃部分实体权利，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在调解的内容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检察院对此进行干预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侵犯了当事人对其合法财产的处分权。
3调解结案并未弱化检察机关的抗诉权，相反它充分体现了检察监督的作用。民事抗诉的再审案件之所以要调解结案，就是因为原判决、裁定所确定的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恰当，需重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因抗诉而引起再审后产生的，因此这正是检察监督的效果体现。
(二)发回重审也是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
民事抗诉再审案件能否发回重审，法检两院存在不同的看法。检察院的否定意见认为，发回重审可能成为法院回避检察机关抗诉的一种途径，认为它割裂和削弱了检察机关民事法律监督权的完整性和彻底性，形成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监督上的漏洞。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抗诉的再审案件也应当可以发回重审。因为：1发回重审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再审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第1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或者案件是由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而《民事诉讼法》第153条关于处理二审案件的规定中，发回重审是二审程序审理案件的一种处理方法。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有两类按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是要发回重审的：(1)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2)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发回重审，也可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是对于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依法只能发回重审。
2发回重审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尊重。《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所规定抗诉的几种情形中，其中有一项是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如果检察院以此项规定为由提起抗诉，而法院再审认为抗诉理由成立，对案件作发回重审处理，是尊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抗诉的意义和作用。至于对重审案件的法律监督问题，检察院也同样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即在重审案件结束以后，检察机关仍然可以行使事后的法律监督权。因此，将再审案件发回重审并不存在削弱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整性问题。
注：
1在实践中，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民事抗诉都是向同级法院提出的。
23参见李晓明李文军《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1997年第7期，第37—40页。
[法学] 如何确定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而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不同的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掌握不尽相同。在审判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围绕抗诉的内容进行审理。抗诉内容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不一致的，原则上应以检察机关的抗诉书为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四部分第15条规定了上述内容，各地法院对此参照执行）。但该做法在审判实践运用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许多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法庭以抗诉内容确定案件审理范围或确定庭审焦点问题后，往往不愿就此发表意见，由于检察机关不参与庭审，在再审开庭中无论是质证还是辩论均缺少对抗一方；有的向检察机关申诉一方的当事人向法庭提出了与抗诉内容不同的主张，在不少案件审理中发现抗诉意见不能支持，而当事人的主张有理，有的甚至足以导致对原生效裁判的变更，但由于抗诉内容没有涉及，从而将当事人的主张排除在审理范围之外，使得一些明显的错误得不到纠正等等。笔者认为，上述做法在法理上也值得商榷。主要理由为：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来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难以实现民事再审程序依法纠错的价值功能。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最重要价值功能在于纠错，如果启动再审程序后，因为抗诉内容限制了案件的审理范围而导致明显的错误得不到纠正的话，那么这种限制就值得质疑。其次，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原则相冲突。再次，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来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在案件审理中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当双方当事人都对原审生效裁判不服，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向检察机关申诉，在检察机关先行提起抗诉后，按审判实践的通常处理方式，人民法院将对向其申请再审一方的复查案件予以撤销，案件因检察机关的抗诉而进入再审程序。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来源于申诉人，在大多数情形下，其抗诉内容代表了当事人一方的主张。如果以抗诉内容来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实际上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一方的主张来确定案件审理范围。而同样不服原审裁判的一方因为没有向检察机关申诉其主张被法庭纳入审理范围的权利就被剥夺。这就发生了由于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来确定案件审理范围，导致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
至于如何确定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笔者认为，首先，要准确把握检察机关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定位来看，它不是事前监督，也不是事中监督，而是事后监督。检察机关的抗诉仅仅是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开始后，不介入任何一方。既然检察机关在审理中不担当任何一方的角色，也不是事中监督，那么其抗诉内容对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就不具有必然性（当然如涉及国家利益等特殊情形除外）。其次，要严格遵循民事诉讼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当事人处分权原则等。民事诉讼中的最大特点是当事人的地位平等，体现当事人的处分权，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民事诉讼改革浪潮涌动的今天，弱化司法机关的职权性是时代的潮流。再次，要很好地结合再审案件的特点来确定案件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审理对象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协议，审理的范围通常应等于或小于原审审理的范围；再审的目的是纠正原生效裁判或调解书可能出现的错误，以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因此，根据以上理由，在确定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时，应以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为原则，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为参照。具体来说，就是在原审审理的范围内，一般应根据双方当事人不服原生效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主张来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以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来确定开庭中事实调查部分的焦点问题。如果当事人对原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则不列入审理范围。但有例外情形，如抗诉内容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案外人利益时，即便向检察机关申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抗诉内容，法庭也应将其列为审理范围进行审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杨飞跃